文秀出走以后，提出了要和溥仪别居，她什么意思呢？

也就是不和溥仪婉容住一块儿，另寻住址，溥仪每个月可以前来同居几次，同时每月按时给生活费费用。也就是说一开始文秀并没有提出离婚的要求，而只是要求不住在一块儿。即便如此，溥仪也将此视为了对自己的大不敬，大失皇家脸面。

溥仪立即召见他的两个重要谋士郑孝旭和胡嗣瑗，一起来商议，商议的结果是稳住文秀，不使事态扩大到法庭上，看来这个时候面子还是最重要的。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文秀却把这件事已经通过律师传播到了新闻界。这下可好了，北平、天津两地炸开锅。皇家婚变的事态进展成为了各报纸争抢的新闻，皇家离婚案震动金门，大小报纸争相报道，末代皇妃破釜沉舟，事态发展能否峰回路转？文秀的最终命运将会怎样？

额尔德特·文绣 清代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淑妃

文秀出走靖远的第二天，前清废帝家庭之变的新闻占据了天津各报纸的重要版面，文秀的照片也被刊登在了报纸上。人们评论这件事为数千年来，皇帝老爷公馆破题第一遭的妃子革命。还有人借这件事抨击一夫多妻制，更有人用文秀在信中提到的结婚九年为临幸一次来炒作皇家的。这让溥仪大为震怒，但此时已是民国天下，溥仪也毫无办法，只得出钱打点一些报纸来替自己说几句话。这时候溥仪派出的律师，从文秀聘用的律师那得到了文秀提出的解决这件事情的五项条件。

这五个条件历史上实有其事，在胡嗣瑗的日记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载。五条分别是：

一、文秀来选择居住的地点；

二、溥仪给赡养费五十万元；

三、在此后文秀行动自由；

四、要求溥仪作为丈夫每星期要来一到两次实行同居；

五、不得因此污损文秀的名誉。

如果实行这五条，那就算调解成功。如果不同意这五条，那她只有起诉。

听完这五项条件后，溥仪表示到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让他起诉了。看来溥仪并没有考虑文秀提出的五项条件，而事实上文秀也根本没有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溥仪身上。她在提出五项条件的同时，坚决地向天津地方法院提出了要求依法调解的诉状。没多久，溥仪最不想见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1931年8月28日，天津地方法院向溥仪下达了调解传票通知，定于民国29年9月2日下午2：00到法院民事调解处施行调解，如无正当理由不到场者，处十元以下罚款。这张传票对溥仪来说，不仅丢了自己的面子，也丢尽了祖宗的脸。

清末皇帝 爱新觉罗·溥仪

这时候事态的发展却朝向了不利于文秀的那一面。天津的报纸上刊登出了文秀的堂兄付文启写给文秀的两封信，信中的内容主要是指责文秀大逆不道，有伤门风，劝文秀回到溥仪身边向他道歉，有人站出来替溥仪说话，溥仪自然高兴，便妄图通过族人的规劝让文秀回心转意，保全皇家家颜面。

与此同时，全国的一些封建遗老也对文秀展开了攻击。然而，这些人的努力真的能对文秀产生影响吗？付文启就是文秀的族兄，他的那封信对文秀来说也是具有污蔑性的，所以文秀非常不满意。并且提出来要有适当的方式来对待他，来反击他的这封信。实际上这封信对于调解作用是负面的，更增加了这个这个调解的这个阻力。原本想借文秀家人的力量来使事情转向有利于溥仪的这一面，但没想到，适得其反。

那些替溥仪说话的文章，反而让溥仪在调解过程中处于被动。这时候文秀也在报纸上发表了对堂兄指责的回应，信以民国法律为武器，针锋相对。尽管已经有法院参与了调解，但解决问题的核心还是文秀提出的别居条件，双方都互不让步，事情似乎僵持在了那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文秀身边的人开始建议她直接提出离婚，而不再是别居。但这个建议却遭到了文秀的反对，文秀对律师说，我生是皇室人，死是皇室鬼，怎能谈到离婚？只求与皇后分居令住，给予必要的赡养费。此外的事情不商量。

但此时的溥仪为了维护所谓的帝王之尊，却拒绝了文秀提出的五项别居条件，谈判陷入僵局，最后文秀在律师和亲友的鼓励下，终于提出离婚，同时要求给予文秀原有的衣物和首饰，并给予50万元赡养费。对于文秀提出的离婚要求，溥仪顾忌皇家的脸面依旧是犹豫不决，甚至想回过头来还用別居方式解决问题。但这个时候溥仪身边的一个人却坚决要求溥仪同意离婚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末代皇后婉容，她认为和文秀之间已经闹得很僵，那就应该是有我没你，有你没有我。所以她希望溥仪和文秀趁这个机会一下子离婚，实际就是要把文秀这个眼中钉拔除掉。正好现在是个机会，文秀已经离开静园出走，那么趁着这个机会一做到底。

溥仪与婉容

这桩皇家的情感纠纷最终成为了一桩离婚案，所以到这个时候，谈判的焦点便渐渐地向离婚条件这个问题上集中了，溥仪的忠实参谋胡嗣瑗，代表溥仪提出了关于离婚的三项附加条件：一，文秀离婚以后不得另嫁他人；二、必须住回娘家；三、不得有损害溥仪名誉的活动。

那么这三项附加条件会对纹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离婚的要求会因此而陷入僵局吗？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溥仪和胡嗣瑗的预料，让溥仪和大管家胡嗣瑗没有想到的是，文秀竟然同意了这三项附加条件，原本是反击文秀的策略，这时却成为了自己给自己下了套。

为了挽回被动的局面，溥仪请来了当年文秀入宫时的幕后主人皇叔载涛，希望能继续调解这桩离婚案，使之朝向有利于溥仪的这一面发展。但载涛几经周折，最终也无能为力，此后双方律师在别居和离婚两者之间又反复了几次口水仗，离婚条件依旧是横亘在调解中的难题。然而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溥仪松口了。1931年9月20日，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，已经被离婚事件搞得疲惫不堪的溥仪对手下人说道：“此事能了总宜早了”，到这个时候，早了成为溥仪心中的原则，他要从这件事情的纠缠中摆脱出来。这样一来，离婚条件的关键点成为了对赡养费的讨价还价。

文秀开始提的是50万，但是后来从实际考虑，溥仪当时一下子拿出很多钱，也是不容易的。后来就提出来了15万，溥仪还是不同意，因为他拿不出15万，纹绣又往下减，减到10万，但她的物品折价1万块钱，要另外加入，那就应该是11万。提出来以后溥仪还是不答应，溥仪当时提出来就是5万一次性解决。文秀对5万也不同意，要求往上涨，后来由于九一八事件这个发生，溥仪想这件事情越早结束越好，那就再塞几个小钱儿，又涨了五千块钱。关于赡养费数额拉锯般的谈判，直到1931年10月15日终于有了结果，几经周折，最后统一在5.5万这个数目上。

这场为时近两月的皇家离婚案终于有了头绪。1931年10月22日，旧历9月12，溥仪与文秀正式宣告离婚，离婚协议的签字仪式在溥仪聘用律师的事务所里进行。

溥仪派驻管清是驻天津办事处的胡嗣瑗代表自己签字，文秀亲自到场签字，公证人是双方的五位律师。离婚协议除了明确5.5万元终身赡养费的条款外，还规定文秀以后绝不再向溥仪有任何要求，双方不得有互相损害名誉的事情。

文秀撤回法院诉讼，此后双方均不得发生任何诉讼，这一天签字的经过，胡嗣瑗把他详细地写入了自己的日记，史无前例的皇家诉讼案宣告终结。溥仪与文秀宣告离婚后的第19天，溥仪在郑孝胥父子的陪伴下，偷渡白河，闯过守卫军粮城的中国哨兵，随后登上了停泊在天津大沽口的日本商船，离开天津去了东北。

二十多年后，溥仪回忆起这段离婚往事，感慨地说道：幸亏她早日和我离了婚，这不但是她的一个胜利，也是她平生幸福的起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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